这是因为，一方面，错案追究制度本身就是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内容，离开了错案追究制度，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会因为回避了主要的追究事项而出现严重缺陷。
（4）是否遵守一般的有效审查和评价标准，是否遵守一般经验规则和论理规则等 [7]。[3][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加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137页
在行政权力日趋强大的今天，只有通过司法手段才能卓有成效地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监督、控制、判断和矫正。平等原则对行政裁量的指引既有具体性又有概括性。二者的如影随形和联结互动成就了现代行政法治的理论起点和价值终点，影响并决定着当代行政法的观念演进和制度构建。即在有多种能同样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可供选择时，行政主体应选择对相对方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因为惟此种手段才是达成目的所必需。对少量不予受理的裁量行为则予以列明。
【摘要】行政裁量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具有固有的行为自由的现实危险性，司法审查即通过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裁量权实施控制，是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方式之一，因而有必要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司法审查的范围、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确定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范围及例外、合理性原则的条件构成等，以期完善我国有关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制度。裁量之下的行为自由是一种由立法予以预先设定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并不能构成其发挥作用的最终依据和理由，只有立法机关的授权和法律的规范性限制，才能成为裁量权合法、合理性的最终证明。他为此深入到了政治的各个具体方面，包括司法、国际关系、财政、经济乃至金融币制等等。
国家要不仅一时强大，而且持久强大。另外，他的国家思想还难说是国家主义，更非唯国家主义。而宪政和法治正是这样的限权。所以，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最终必须是一个宪政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民主共和的国家。
梁启超其实是早期启蒙的思想正宗，而启蒙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才是主流，后来则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变为支流。这和当时西方列强压迫下的救国保国有关，也和梁启超一度介入的保皇（光绪帝）的政治实践有关，但又决不仅此，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梁启超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即他认为人类必然是合群的动物，或者说社会政治的动物。
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那一千多万的文字。古氏一文发表仅仅十天之后，梁启超即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反对恢复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和20世纪前二十年不少知识分子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很不一样。梁启超认为：杨度所言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
他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还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是一个试图政治改革而非社会革命的时代。梁启超的启蒙思想风格如此可能有他的性格原因，也有他的历练和善于学习和反省的态度，其中也包括他在国外多年的经验，他在日本生活多年，也曾经对美国和欧洲有过较长时间的访问。甚至迄今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思想资源也主要还是来自鲁迅。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
国家要履行它的功能必须要有权力，但对这些权力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而人民也喘息未定，如再大变，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
梁启超涉猎的思想和知识领域非常广博，我们这里只扼要谈谈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而这也的确常常处于他思想的中心位置。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
他渴望新知，可能容易比较轻信新的观点，但也比较虚心，能够不断反省、坦白和批判自己的先见和成见。，但我以为他的建设性还是最多的。无政府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后来的激进主义、新专制主义的先导或铺垫，因为两者有一条相通的路径：即都相信一种政治完美主义乃至人间天堂论。以及在20年代中期对中国将进入持久革命、反复革命的时期、无业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将占据主导、战胜有业阶级的预见。人类必须要结成政治社会，组成国家，而他痛感在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与制度还不足以争强乃至图存，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还相当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能力，故而必须强调国家思想和国民训练。还有他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不仅认为不对，而且必败的预见。
它可以凸显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尤其宪政思想。而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
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首先是一个起点，就像在制宪会议上的美国联邦党人那里一样。他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大智者，同时从对知识的态度和风格上来说，又是一个爱智者。
我们可以从他同时对宪政的一贯强调看清这一点。别人所忧多在知识的问题，而他更忧道德的问题。
比如说，他没有康有为的那种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否定精神和气概，也没有那种向往大同社会的政治完美主义，或者说即便在一个短时间里服膺，但他的一生，尤其三十岁以后，他更多的还是考虑现实政治的弊病和改善。但徒法无人，并法亦不能自存。如果政治权力必须服从宪法及其相应的法律，一切受法律的约束，那么，这种统治者实际就只能是法律的仆人，他或他们就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或只是实行日常的治理。欲知宪政，必先知国家国家思想在梁启超那里一直是牢固的，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几乎没有在他那里被真正重视过。
他的反省、修正和宽容精神也体现在他的生活和性格中，比如他在梁漱溟父亲自杀后写出没有及早回信的后悔。他一直耿耿于怀、且努力探讨新的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的重建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暂不在这里讨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比较特殊的是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有一些思想可能看起来很深但也很错，而另一些思想看起来很浅但却很对。
而我们还可以从梁启超对实际政治的判断和预见看到其政治思想其实是相当清明和有远见的，例如他在辛亥前对如果清廷不抓紧真正实行和尽快落实宪政，不在宣统四、五年以前召开国会，就将出现全国之兵变与民变，国必乱，以至于亡的预见。他并不想自己独自占有知识，而且对这些知识也持一种不断清理和反省的态度。
所以梁启超说：欲知宪政，必先知国家。梁启超虽然自认自己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因为，启蒙挟浩浩荡荡的现代化的大潮，很容易不容分说地否定传统的思想观念而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真理和科学。这和一般区分并不尽同，但我们这里不妨就其说法。
他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孜孜不倦地渴望吸收域外新知。然而，尽管可被视作早期也是真正启蒙时代的主将，但如果不是从上世纪前半叶，而是从上世纪后半叶观察，梁启超的身影是相当被遮蔽的，甚至是相当另类的。
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但国家与朝廷或政府又不等同。
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后来的普通人也往往知有鲁迅、郭沫若，而不知有梁启超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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